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应用中的不断拓展，此类新技术变革对国家治理正产生深远的影响。纵观2020年各界对于“新技术变革推进治理现代化”相关观点的讨论研究，可以看出，从治理工具的进步到治理思维的更新、治理方式的创新，科技发展为进一步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更多可能，也更加凸显了将科技应用于治理的历史必然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指示，“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进一步增加“科技支撑”。深入研究新技术对治理的推动作用，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新技术变革对治理的正向推动作用已达成普遍共识。尤其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科技创新必将成为支撑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助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新技术变革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治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和迷信。对此，专家学者们也普遍抱持着审慎的态度来看待国家治理对新技术的引入，认为新技术变革所蕴含的效益极可能促使当局者忽略对这些技术手段引入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管制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概言之，当前国际和国内社会都正在经历新技术变革进步，前沿科技将如何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并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手段，如何有效规避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不仅是2020年学术界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也将是“十四五”时期及更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吴朝晖：人工智能的智慧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治理理念更新
在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人工智能进一步彰显“头雁效应”，引领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教育革命交融汇聚，提升人们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同时对现代社会治理理念、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鲜明特征的治理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人工智能的智慧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治理理念更新。随着技术深入发展和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人工智能可以更加准确地模拟人类的感知、记忆、推理等活动，智能机器与人类将实现顺畅沟通。人工智能可以满足精准化的治理要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主体的常态性、捕捉主体的差异性，通过其深度挖掘和海量信息处理功能促进治理效能提升，延伸人类在数字信息世界的生活空间。人工智能可以满足人性化的治理需求。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治理新模式在提高治理效率的同时，更多呈现人性化、场景化、价值化的趋势，能够提供更加包容和谐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民日报》，2020年7月21日）
王志刚：科技创新是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最根本、最关键、最可持续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这个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从历史上看，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与科技创新发展紧密耦合，科技创新一直是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力量，领先科技和尖端人才流向哪里，发展的制高点和经济竞争力就转向哪里。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新的成长空间、关键着力点和主要支撑体系，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科技创新，以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科技强国建设支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机关党建研究》，2020年第2期）任何国家可能都意识到技术大变局/大革命对于国家强盛的重大意义；国家在运用种种新技术手段的时候，要想曲突徙薪而避免风险，实现国家善治，就需要克制技术依赖和技术崇拜，对在国家治理中引入新技术抱一种审慎的态度。认识前者容易，做到后者很难。原因在于，技术革命所凸显和潜含的极大效益，很可能带来国家治理的两种倾向：一是不放弃经典科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基本手段。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在意和追求通过GDP显示的善治目标。一旦这样的追求与种种新技术手段无缝对接，那么可以预想到的是，只要有助于提高GDP以显示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便会争先恐后地在国家治理中积极利用。二是会将新技术仅仅用于改善自己的治理结果、提高治理绩效。为此，会放弃（至少会规避）对这些技术手段引入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管制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这样不仅会鼓励科学技术狂人的肆意妄为，也会激发不同官僚层级的人们奋勇争先地使用新技术来谋求升迁资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王晶：全球化和数字化相融将创造出新的世界文明的未来格局
数字化革命让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可能。如果说信息技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改变人的交往方式，那么人工智能将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让人类社会的运行和治理回归更加真实的本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也是人类智慧发展和文明提升的历史，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许多时代拐点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转型阵痛，唯有治理改革创新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在“全球治理”成为主旋律的今天，要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用哲学思维和数字化手段构建适合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模式。数字化时代将汇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文明，并以大数据形式呈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均实现360度“无死角”的认知系统，形成新的文化和文明形态。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相融的世界里，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的文化和时代的文明都将汇聚、融合、碰撞、包容、博采众长，创造出新的世界文明的未来格局。——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红旗文稿》，2020年第1期）“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向科技界发出“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号召，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战略性部署，这是加快向科技强国进军的冲锋号和动员令，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方位、系统性战略支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推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要提高科技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在拓展科研深度、提升科研水平上下更大功夫，取得更多引领性、原创性重大突破，加快推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战略性转变。——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8日）蒋茜：科技力量是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得不加速前行。疫情对传统产业影响较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很大冲击，复工复产之路比较艰难，而对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影响相对较小，比如一些智能化的工厂能够快速实现复工复产，较快地恢复了产能和生产效率；一些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服务业逆势发展，通过线上咨询、线上教育、线上娱乐、远程办公等，实现了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这对还未实现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带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提升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与此同时，面对疫情下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以及产业中越来越激烈的优胜劣汰，也增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由此来看，危机将倒逼传统产业的主动变革，有望加快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提高传统产业的整体韧性和现代化水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提供契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红旗文稿》，2020年第14期）高奇琦：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解决社会赋权之后的共识达成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一个经典难题是，当社会被充分赋权之后，很可能会对秩序系统形成较大压力。这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将个体的意见加总并在集体层面形成共识。人工智能可以为解决达成共识时所面对的效率难题提供助益。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直接加总和集聚人们的意愿，可以把人们的意愿分类，通过关键词提取、合并同类项等做法，把人们的意愿凝聚成一些重要观点，然后再通过自然语言对话等技术反复确认不同公民的政务需求，最终通过机器实现对公民政务需求的分类和统计。此外，对不同观点进行汇总可以梳理出公民对政务的新需求，也可以提供一些问题解决的新备选方案。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一种协调方案帮助人们更容易达成共识。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信息连接和跨界融合，既扩大了参与主体又可以广泛收集民意。——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７期）“整体智治”是整体治理与智慧治理的有机结合：智慧治理为整体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助力治理主体的有效协调；以提升治理有效性、创造公共价值为目标的整体治理为智慧治理提供方向。“整体智治”包含三个关键元素。一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即公共治理活动的电子化、数字化。这是“整体智治”的基础性工作。二是整体化的治理实践。整体政府是整体治理的基础，整体政府旨在推动政府内部的流程整合，实现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回应公共治理需求。整体政府理论并不否认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分工制，只是更加强调在内部分工基础上做好统一输出，其根本关怀在于使公共治理需求与供给更高效地得到匹配。三是精准、高效的需求回应，即公共治理行为及时准确地回应特定公共治理需求。——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专家（《光明日报》，2020年6月12日）
燕连福：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治理理念的转变营造了良好环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为由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营造了良好环境。历史证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变革，更是思想观念的变革。纵观新中国70多年来的社会治理历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管控”，到改革开放的“社会管理”，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治理”，充分体现了政府治理向全民共治理念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发展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而且随着“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和现实应用，科技因素还将对治理理念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要把握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营造的良好环境，积极推动治理理念转变，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4月第2期）
当前，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家治理能力这两个关键要素的比拼。把技术运用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数字时代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经济与社会数字化提出了治理新命题；另一方面，治理本身的高效性和科学性要求也必须依赖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发挥大数据信息化巨大效用，加快数字化治理转型是必然选择。应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运用信息共享平台，汇总各类数据资源，打造社区管理服务、社区风险预警监测以及城市管理、基层治理、应急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数据化平台，进而实现服务及风险预防预警问题解决定制化、个性化、精准化，以满足城乡居民需求。——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红旗文稿》，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