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浙江一直通过共同富裕试点创新，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总结提炼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全国各地纷纷派出代表团赴浙江考察，学习浙江在社会治理中的好理念、好经验、好做法。浙江经验怎么学？学了之后如何落地？对每一个地方来说，这些问题十分关键。

在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看来，学习浙江经验，最重要的是创造性地学习、借鉴。要关注每一个创新实践背后的故事和方法，因时因地制宜。同时，浙江与其他地方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合作。

民生周刊：近年来，浙江在社会治理中积攒了很多宝贵经验，哪些经验可以供其他地方学习？其他地方应该怎样学习浙江经验？

郁建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十条典型经验做法，包括共富工坊、山海协作、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等。

浙江一直以来都是靠改革创新谋发展、促治理的。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浙江可以说是“一县一品”，并且已经有了一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品牌。比如，金华武义县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宁波象山县的“村民说事”。

但要学习这些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复制推广，因为社会治理、民生建设及产业经济发展，既存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问题，也需要不同区域之间的学习互鉴。

相比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情况复杂。社会治理虽然也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它不像经济发展那样明确。尽管社会治理跟经济发展有正向关联，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也有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合作的关系。

最重要的浙江经验，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浙江经验最重要的表现，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浙江每一个创新实践、创新经验，都难以单独拿出用到别的地区。浙江的社会治理经验，每一个都是因时、因地制宜，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既有时间的约束，又有空间的约束。

中西部地区在学习、借鉴、运用这些具有全国影响区域品牌的模式、经验时，一定要从方法意义上获得指导，不仅看到现象，也要像我们学习知识一样，不只是学习知识的最终成果，更要关注知识的产生、传播等，这比知识本身有用得多。

民生周刊：“千万工程”也是重要的浙江经验，已经实施20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成功案例，它的哪些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郁建兴：“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20年前提出来的。当时的背景是农村落后，不仅是农民收入落后，也表现为基础设施、生产生活环境落后，所以才要做“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我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对示范和整治的原因感受非常强烈。农村农业的衰败不只表现在经济指标上，更表现在整个生产生活社会环境上。比如，农村看不到青壮年，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没有公共场所，生产、生活环境很差，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垃圾到处都是。

可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是问题导向的积极回应。“千万工程”除了环境整治，还有巨大溢出效应。第一个体现是政府财政向农村下沉。

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多维度，要从系统、整体方面思考。财政下乡了，再有干部下乡，也就是重心、资源下乡，再就是民众参与。比如，修荷塘、修水坝、整治房前屋后环境，把河渠、田埂、抽水坝这些基础设施建起来后，农民参与度当然增加了。农民参与后，既改变了生产生活环境，也提高了收入水平。

“千万工程”其实是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思考“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以一系列事件搅动了整个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党对“三农”的治理，包括“千万工程”在内，就是先手棋，“落一子，满盘活”。农民增收解决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能力、议事会制度都建立起来了，直接的效果就是整个浙江农村风貌焕然一新。“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诗画”这个含义就体现出来了。

民生周刊：根据您的研究，一个地方的社会治理要提质增效，关键因素有哪些？

郁建兴：一个地方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有很多关键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之间没有先后关系。

首先，对社会治理的理念要迭代升级。社会治理，常常理解为治理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社会治理既包括党委、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治理主体间的共治、社会的自主治理。

其次是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上述20字方针上又增加“民主协商”“科技支撑”，要求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此外，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还包括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营商环境。

再次，要跟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中关于社会治理的一些重要思想，或者一些优良传统进行结合。浙江的创新案例很多来自传统文化，如嘉兴平湖的“无讼”治理。一个地方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社会矛盾激增，诉讼量非常大，从源头做起，在诉讼之前进行治理，有利于社会稳定。

最后，任何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人，既指党委、政府，我们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也指普通民众。这个“人”是多元的，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

社会要达成妥协，每一个人都要丧失一点自由和权利。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基础，没有这样的公民意识，怎么可能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格局？一个人要主张自由和权利，首先要承担义务和责任，要相信错误难免。党委、政府也不是正确的代名词。

民生周刊：您一直非常关注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的意义是什么？

郁建兴：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央就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等7个先行示范要求。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是共同富裕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这意味着，无论是在浙江示范区，还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是共同富裕建设的应有之义。

具体到社会治理，确实有一个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学习的过程，但其实东部地区也可以向中西部地区学习和借鉴。东部地区人口密度高，管理强调精细化、精准化；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小，管理的幅度大，更具有宏大性。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东部地区也有人口稀少的地方，西部地区的城市也有能提供技术支持的地方，东西部地区之间，应该是一个交流、互学、互鉴、互促的关系。

社会治理的东西部协作，它的意义会溢出社会治理层面。社会治理不仅是建设一个稳定的环境，也会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重大发展。所以，加强创新社会治理，“功夫在诗外”。我们不能够就社会治理来谈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互学互鉴，除了带来东西部之间社会治理领域的合作交流、互相促进提高之外，还会带来文化领域、绿色生态环境领域甚至更大范围的东西部协作。

民生周刊：东西部协作要建立一种怎样的长效机制，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郁建兴：我们国家在促进区域协作、缩小区域差异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较高的显示度。

在党委、政府层面我们已经创造了非常好的长效机制，包括领导干部的互相交流任职等。我们已经从支持帮扶跃升到了2.0版的发展协作。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包括学术研讨、论坛，有实务界参与的高峰会议，还有干部培训等。

民生周刊：您对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有怎样的期待？

郁建兴：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的前景，在我看来是一个光谱，从0到100的光谱，如果不做就为零。

在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中，有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治社会的形成。让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的活力充分迸发、充分涌流，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巨大效果。

东西部社会治理协作的前景，就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东西部社会治理创新了、提升了，中国社会治理整体就提升了。这个前景既可以表现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景，也可以表现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前景，还可以表现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创新社会治理，功夫在诗外

来源：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202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