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全国各地从基层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思路新举措。
如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任务。深圳罗湖区、厦门思明区、北京朝阳区、南京建邺区等地都结合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探索，实现了有效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上海浦东新区“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和青岛李沧区为社区治理放权赋能的实践举措值得借鉴。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工具的进步和治理方法理念的更新，杭州高新区、江苏南通市等地都积极探索把更多新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之中，借助科技促进治理资源精准配置。这些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表现，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各地在基层治理方面的创新实践，对于在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近年来，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通过构建多元共治平台，推动党委、政府、企业、社会、民众多元参与，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道路。其一，通过建设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形成跨楼宇、跨业态的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平台，并通过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的资源，举办大湾区建设规划、法律服务进百家企业、财政税收答疑等讲座，开展劳动关系培训和纠纷调解，为企业和员工发展引智助力。其二，通过把党支部建到物业小区，搭建起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企业、居民小组等多元共治的平台。为充分调动物业企业的积极性，一方面采取创先争优、评比竞赛的方式，给物业企业压担子，引导其在小区治理的方面多出力、多担责；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倾斜、财政帮扶、经费奖励、民生微实事等方式，帮助物业小区搞好配套建设、改善环境品质。其三，坚持为民导向，回馈群众需求。遴选管长远、普惠性的项目，把主要资金用到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最大效益。——《以党建为引领 深圳罗湖区打造城市基层治理实践新样本》（《经济日报》，2020年5月9日）南京建邺区：“五微共享社区”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面临着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重大社会问题，建邺区积极探索“五微共享社区”党群服务平台建设（以下简称“五微”平台），实现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五微”平台是一个网络空间，主要依托网站“建邺党建”与公众号“五微共享社区”两大载体，为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由“微平台”“微心愿”“微实事”“微行动”“微星光”五大功能板块组成。具体来说，区委区政府把惠民资源、政策信息发布整合在“微平台”上，群众可以通过发布“微心愿”表达诉求，社区通过发起“微行动”提供集中服务，办理“微实事”，公布为民办实事项目，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满意度。同时，通过参与服务情况的大数据为评先评优提供依据，形成党员群众的“微星光”，以点带面，起到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作用。“五微”平台建设突破了以往党建工作的封闭性、被动性和单一性，以开放、主动、合作的姿态走入基层社区、走进基层群众，实现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向春玲：《党建智能化“点睛”治理精细化》（《光明日报》，2020年4月28日）厦门思明区：“千百万”群众工作法生动实践“近邻”模式
厦门市思明区以深化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创新探索“近邻”模式，实现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就地就近融合共建、联动共治、资源共享。在社区实践中，“近邻”模式主要表现为“千百万”群众工作法，即“千户访、百事帮、万家和”。“千户访”，就是通过社区工作者柔性的情感式入户、常态的串门式入户、精准的分类式入户，密切党群联系，推动供需对接；“百事帮”，就是通过党员带头组建小区内的各类服务队伍，带动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形成新型熟人社区；“万家和”，就是以小区党组织为依托，搭设多元化纠纷调解平台，做到矛盾纠纷就地就近化解，问题隐患尽早尽快消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近邻”模式为战“疫”提供坚强保障。如对“松散型”无物业小区，以小区党员和下沉报到的在职党员为“主心骨”，依托蓝天救援队、城市义工协会等社会组织资源，组建“健康守门员”“暖心帮帮团”等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对“开放型”街巷村社，以小巷党组织、楼栋党组织为依托，引导群众自治共管、互帮互助，落实出入口封闭、出租房屋管理、特殊群体帮扶等措施，形成共渡难关的强大向心力。——廖华生：《近邻守望 开拓基层治理新天地》（《中国城市报》，2020年4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家门口”服务体系——特大城市精细化社会治理新模式
“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是浦东新区主动作为，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该服务体系包括街镇中心、村居服务中心（站）、村宅延伸服务点等各级服务站点。在村居“家门口”服务中心（站），主要是做实“四站一室”，即党建服务站、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站、联勤联动站及卫生室，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资源、服务、管理力量下沉到村居“家门口”，实现了生活小事不出村居，做到寓日常管理于就近、便利的基本服务之中。“家门口”服务体系按照“规范村居功能，畅通为民服务”的原则，提供党群服务、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法律服务、健康服务、文化服务、社区管理服务七大类服务，实现“一站式”服务。在实践中，浦东新区注重科技的有效运用和综合利用，加大一站式“互联网+”管理服务在村居层面的应用，如“i党建”平台、“浦东e家园”平台等，有效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刘靖北：《建在“家门口”的服务体系—上海浦东新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青岛李沧区：以资源、服务、管理下放为社区治理放权赋能
青岛李沧区在增权和赋能的基础上，将区域内的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社区，实现社会治理资源和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从而促进社区的良性治理。在资源方面，通过增加编制等举措，吸引各类人才向社区聚集；通过制定社区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建立社区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保障机制，扩充基层建设和服务群众经费；鼓励社区党组织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社区集体资源。在服务方面，对政府延伸到社区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事项实行“一窗受理，全科服务”，在社区内部建立一站式服务大厅，投放政务服务自助终端，简化群众办事流程，并全面推行社区服务“一次办好”改革；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搭建社区服务供给平台，并将社区服务嵌入到区域市场网络中，不断创新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在管理方面，制定职能部门职责下沉准入制度，新增事项确须街道承担的，由区委区政府严审把关，并做到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同时，赋予街道对区直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任免征询权、人事考核权、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王佃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需深化治理机制创新》（《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10月第4期）北京朝阳区：打造基层治理“伙伴式”共同体，建设社区治理“朋友圈”
2019年7月，朝阳区启动“社区成长伙伴计划”，通过引入理论专家、实践专家、专业组织、社区协调指导员到社区“报到”，为社区建起答疑解难的“朋友圈”，帮助社区定制难题解决方案。第一，社区治理专家以“成长伙伴”的身份走进社区，并针对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把脉会诊，通过召开例会、实地调研、居民座谈等方式，在小区治理思路、理论依据、队伍发展、增能赋能、物业管理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第二，通过组建“红领巾成长小分队”、妈妈群、和谐促进员群等6大类共31个网群，充分发挥各类伙伴团队的支持作用，把文化文明建设不断融入社区治理。第三，每个街乡确定2至3个社区成长伙伴计划样本社区，并由各街道（地区）党工委、办事处加强研究和调度，通过组建伙伴团队帮助样本社区解决难题。同时，通过培育成长平台、整合成长资源、创新成长机制、打造成长场景、建立成长指标，把社区成长伙伴计划与重点工作相结合，并融入物业管理、垃圾分类等内容，实现赋能增效，推动社区治理能力有效提升。——《朝阳区打造基层治理“伙伴式”共同体》（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20年10月26日）江苏南通市：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打造“警网融合”新模式
2020年南通市建成了全国首个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打破数据孤岛，汇聚南通65个部门、10个县市区数十亿量级的数据。交通运行、公共安全、环境污染等情况一屏实时呈现，一旦城市出现突发情况，指挥平台能及时下达指令到具体执行部门，迅速处理。比如，南通以数据融通促进“网格+警格”联动，一名网格员就是一名平安哨兵，与社区民警共同守望平安；推动公安指挥调度系统、情报平台与市域治理平台对接，将市、县、镇、网格四级“警网”融合成“一张图”，统一规范标准，实现多层级间指令互通、指挥联动，为网格管理提供更加精准、全面的数据查询、核验和建模服务；“平安前哨”运用大数据智能监测、精准制导，既能敏锐发现风险，又能将各种资源力量融合到网格里来解决问题、消除隐患。——杨丁淼：《“警网融合”为基层治理减负增效》（半月谈网，2020年12月7日）杭州高新区（滨江）：“一码解纠纷（诉讼）” 赋能矛盾纠纷化解新路径
杭州高新区（滨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出“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打造起“诉源治理”的滨江新模式。“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在纠纷解决领域创造性地引入“健康绿码”概念，根据矛盾纠纷的类型、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影响范围等，设置不同颜色的纠纷专属“调解码”。该平台将“黄、橙、蓝、红、绿”五色“调解码”分别对应诉前引调、纠纷调解、纠纷转诉讼等环节，贯穿全过程。黄码对应初次受理阶段，橙码对应二次流转调解阶段，蓝码对应法院登记引调阶段，红码对应调解失败，可在线申请法院立案，绿码表示调解成功。同时，该平台打通了与矛调中心、法院诉服中心之间的渠道，形成了以法院诉服中心为核心、前端诉调案件化解、后端在线司法确认、诉讼立案并举的纠纷治理闭环，有效减少诉讼增量，提升诉源治理水平。另外，该平台依托司法信用画像功能，自动收集分析纠纷当事人的解纷习惯、参加调解情况以及调解协议履行情况等关键信息，生成信用画像，助力形成纠纷化解领域的守信重诺氛围，并通过个案示范带动批量纠纷的解决，“成功一个，解决一批”，为基层调解工作持续赋能。——《「大国小鲜@基层之治」杭州：数字赋能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央广网，2020年11月3日）福建晋江市：解决乡村治理的“人、钱、事”难题，全面推进乡村善治
近年来，晋江市坚持党建引领，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方向，以基层议事协商为基本载体，全力解决乡村发展的“人、钱、事”难题，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助推乡村振兴。首先，人才反哺农村，解决“人”的问题。通过农村治理人才认定机制，创新发展农村党员孵育机制，引导一批懂经营、会运作、威望高的各界能人加入到乡村治理队伍；与18家高校、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引进了一批高端智库、专家学者；创新开展“五微五营双创”活动，吸引大学生来晋创作实践；抽调干部驻村蹲点、驻村任职，推行“一村一民警、一村一法官”。其次，做强经济基础，解决“钱”的问题。从农村土地三项制度改革入手，探索实施了组团片区改造、旧村整体改造、生态景观提升、空心村盘活、产业带动和借地退出等6种宅基地综合利用模式；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政府、村社、专家、律师”四位一体推进，出台“1+11”规范性文件，推动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确权到人；探索市场经营、村企合作、资本投资等形式，多元化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最后，完善运行制度，解决“事”的问题。全面规范村级组织权责，梳理业务、政务、服务“三张清单”，构建“一个中心、若干网格”村级运行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福建省晋江市坚持党建引领 全面推进乡村善治》（《乡村治理动态》，2020年第17期）江苏昆山市：筑牢网格为基的社会治理体系，开辟县域现代化之治新境界
近年来，昆山市通过建立“一张全域网格、一支网格队伍、一份职责清单、一个实战平台、一项闭环机制、一套考核办法”的工作体系，真正把网格打造成采集信息、发现风险的第一感知触角，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的第一前沿阵地，便民利民、解决问题的第一服务窗口。首先，建立城乡全覆盖的市、区镇（城市管理办事处）、村（社区）三级网格化管理平台。在市级层面，建成集信息采集、研判分析、指挥调度、事项处理、绩效考核等功能于一体的网格化信息系统。在镇村层面，全市15个区镇（城市管理办事处）一级网格、325个村（社区）二级网格和1593个基础网格划分到位、无缝对接。其次，建立“党建+网格”机制，深化“网格+警格”双网融合，推进“专业+综合”网格建设，形成全要素网格。建“区镇（办事处）党工委—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架构，按照“一人多岗、一岗多能、专综结合”要求，组建“1+3+N”基础网格工作队。第三，用“信息化+人性化”手段，将管理和服务职能寓于网格中。无论是基础信息采集、风险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重点人员管理，还是居家养老、垃圾分类、政策咨询等民生服务，在基层一线信息互通、相互配合、高效协作，大大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余佶：《良治善治开辟县域现代化之治新境界——江苏省昆山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调查》（《光明日报》，2020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