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部署，搭建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研究交流平台，深化对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理论、规律、思路以及方向的认识，11月3日至4日，由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郑州大学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2018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暨“新时代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光华大酒店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20多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时代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

开幕式由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刘学民主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牛书成致欢迎辞。牛书记介绍了郑州大学和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贡献，并指出：党的十九大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会专家学者借助“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围绕新时代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展开研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必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后，牛书记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并希望各位专家对郑州大学的建设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助力郑州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发展。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蒋昆生首先代表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欢迎。蒋会长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为了总结社会治理创新理论成果，凝聚社会治理创新学术力量，引领社会治理创新改革举措，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形成了诸多交流成果，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蒋会长希望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推动理论创新和成果转化、突出自身特色，不断提高“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的影响力。一是广开思路，努力将论坛打造成社会治理理论创新的动力源和助推器。二是深耕基层，努力把论坛打造成社会治理成果转化的“云平台”和“试验田”。三是厚植优势，努力把论坛打造成党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指出，社会治理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微观问题，前者关系到国家政策，后者关系到每个人的幸福感受。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社会主义矛盾的转变做出重大判断，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是对于党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调整，既说明了改革开放40年后我国社会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也说明我国社会治理从维持社会秩序扩展到维护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九大提出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就地方社会治理创新来说，杨主任从四个方面发表了见解：一是要坚持正确方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中最新的内容，普及社会能力，个体、社会组织要明确供需的边界，实现多元共治是社会治理创新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二是科学准确理解社会治理中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不是包办一切。我们要把握政治方向，统筹各方资源，形成组织合力。三是社会治理要有底线思维，当前社会发展短板明显，社会心理焦虑浮躁，风险发生扩散升级的可能性居高不下，一定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四是社会治理是一种精细化的管理，美好生活的实现除了要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个性化的需要，我们要学会运用精细化的管理方法，善于运用新的方法、工具，避免一刀切。

最后，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郑永扣发言，他首先对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给予河南省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信任表示感谢，同时指出此次会议在郑州和郑州大学召开，体现了河南省和郑州大学在社会治理领域、理论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得到了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的认可。郑主任恳切希望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和支持河南省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多多指导中心工作以推动学术建设、队伍建设和协同创新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主论坛阶段，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就“空间变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空间转向”做主题发言，通过对十九大报告的解读提出四个主要观点：第一，空间转向是社会科学必然面对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人类面临的重大变革。第二，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空间变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以及信息化与网络化带来空间的复杂化、涉空间行为竞争的激烈化、空间观念的深刻变化。第三，空间变革对治理模式提出了一些新挑战，人为干预空间会造成诸多负面后果。第四，走向以空间为基底的治理创新，一方面要明确治理的目标，通过治理走向空间正义，这包括了树立空间意识、重视空间分配、创造空间参与、培育空间信任、从空间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等；另一方面要在宏观上推动基于城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微观上构建基于社区的精准治理，从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科学院蔡华俭教授针就“新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与方向” 做主题发言，通过分析社会转型及其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提出新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为：解决当下问题，预防未来问题，培育积极心理，并且以科学指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与市场相结合为原则。从宏观上把握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以问题预防为导向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具体的措施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相应的管理和协调机构；建立心理健康评估和追踪体系；建立针对不同问题的心理服务机构；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服务人员；加强制度建设，按规则办事，培养契约精神等。

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中的社会权”做主题发言，，首先分析了城市和城市性是什么。接着何教授表示研究任务有三点，一是中国的城市治理在某种意义与国家有高度同构性，不理解城市也很难理解中国的国家逻辑，城市是国家宏利获得最重要的场所和方式。二是关注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前提。三是甄别国家、资本和城市劳动者以及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互联。希望建构一种结构主义的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方式、方向。何教授总结道：第一，关于城市治理的相关问题，无论从哪个维度，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显著的问题。第二，城市治理背后的逻辑是，国家发展主义，国家治理的结构特征，集权分权，在城市上同样会有折射，只是它更多的体现在集聚和均等上。第三，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划分的问题，何教授认为二元划分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地方基础上的活力再造。第四，在城市化进程中，空间必然是分阶层的，如何利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缓解空间冲突，对治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第五，对于中国来说，相对于市场化的公民权，相对于城市化的市民权，是目前接下来有关治理的城市问题要呼应的。第六，劳动力成本上升，收入上升，集聚创新驱动，如何让劳动者在城市发展配中获得她应该有的位置，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一方面集聚，一方面均衡，这是城市治理的国家性，同时也必须更深刻的认识，国家和资本、以及群体或者劳动者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且更重要的是，要将这种关系的边界以及这种关系的理顺机制，变成未来治理当中政策和机制设置的重点，所以说未来城市治理的一系列制度的重点在于边界的确立和理顺。

复旦大学贺东航教授针对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与社会治理指出2012年进入新时代后，开创“党的全面领导”时代。党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经济、生态的全面领导，会构建一些新制度建构，如组织创新。在深度和广度来说将会在新时代显现出来。新时代的“党的全面领导”将使党和国家在资源提取、社会调控、管制整合、合法化论证等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制度渗透性。“党的全面领导”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正向作用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组织中加强党建事实上赋予了这类社区内的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党建联建消除了社会组织之间横向交流的合法化顾虑，搭建了社会组织与其它单位的横向交流、专业合作、项目协作的平台。随着“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在发生转变，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出现，“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与政府达到了比较良性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对抗性”模式，而是基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治理实际需求而衍生的模式。搭建平台链接资源，构建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格局。

这些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回应了当下地方社会治理建设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激发了与会专家和实务工作者的深度思考和热烈讨论。分论坛阶段，与会学者围绕“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和“政府行为与社会治理”三个主题，举行了三场分会场小型研讨会。

在分论坛一“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来自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的曹海军教授以探索“一核多元”到“一核多能”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新时代党建引领下我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现状以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提升党组织的各项功能，全面详尽的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思想。

来自中共宁波市委党校的孙琼欢教授基于浙江省N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调查，认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创新意味着农村社会治理从弱规则向强规则转型，而且这种强规则治理模式还带来了村庄权力运作的规范化、高效性和强大的动员性，有其独特的村治价值。但是其又指出治理绩效的发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运作过程将不可避免得会与农村社会的社会基础间存在冲突与调适。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曹志刚副教授认为社区空间尤其是社区公共空间有关的社区矛盾、社区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他用集体消费的视野探讨了空间正义在社区的不同特征表现、机制成因及破解策略，并对社区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做出了理论解释和对策回应。

来自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陶希东研究员认为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不断繁荣发展，大型群众性活动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与管理的重要议题之一。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开创和建立综合管理新模式，是浦东新区世博地区城市管理的一项紧迫任务，提出需要政府从领导组织协调、专项经费投入、人力队伍、现代信息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和专业研究力量上做出统筹保障。

来自同济大学的胡洁人副教授在对上海社区2015年至2016年深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居民与物业的矛盾、居民与政府的矛盾的化解过程，展示了在上海老旧公房小区中的群体性纠纷化解中所呈现的一种以居委会为主导的四方互动的情景，强调了居委会的引导作用对于实现居民与业委会、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化解和顺畅沟通的重要性。

来自河南师范大学的韩万渠副教授认为快速的城市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以X市的棉纺织品早市为个案，从国企改制、城市创建活动、快速城市化三个方面的社会变迁入手，讲述了社会变迁给早市发展、底层群体生活机遇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包容性治理是转型期城市社会变迁下社会治理在调适中创新的自然指向。

在分论坛二“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中，来自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的王国勤教授以象山“村民说事”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乡村协商民主的系统化再造来解决当前乡村协商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村民说事”制度是有效的制度集成，是一种多维度的乡村协商民主系统化再造，为推进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从实践到知识两个层面都提供了系统化再造的有效样本，超越了很多地方创新经验，而且具有较为广阔的理论阐述空间。

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应小丽教授关注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生产及其整合效应问题，认为新乡贤的生产建基在乡土社会的内在需要，但又具有相当程度的建构性，是政府自觉、文化自觉与个体自觉共同推动的产物，她指出新乡贤正在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在实践价值和秩序生产层面推动了乡土社会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和文化的创造性整合。

来自南昌大学社会学系的袁小平副教授重点关注资产组合与贫困治理问题，他认为现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重要一点是处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关系，乡村需要振兴，但最主要的贫困问题也需要解决。资产组合的扶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够帮助乡村实现人和产业的振兴，从而形成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共赢”的局面。

来自郑州大学的孙远太副教授主要针对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这两项制度的有效衔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衔接的实质是跨部门协同治理贫困问题。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首先要树立大贫困和贫困治理理念，并以民政部门为主、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同时需运用工具创新，例如政府购买服务、“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最后还应提升贫困需求识别和精准施策能力。

来自河南大学的付光伟副教授关注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性贫困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正处在社会因素主导农村贫困的新时期，社会工作应该展现专业优势，从社会角度入手，在贫困户的识别上凸显社会属性，在帮扶内容的选择上注重社会服务，在脱贫评估指标的构建上强调社会改善，为解决农村的社会性贫困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分论坛三“政府行为与社会治理”中，来自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紧跟教授主要关注创新扩散视角中的邻避冲突协商治理，通过选取厦门PX事件、湖北仙桃垃圾焚烧事件等典型案例梳理出邻避冲突协商治理创新扩散的基本脉络，指出地方政府邻避治理的协商治理呈现创新扩散态势，但是亡羊补牢式协商治理与邻避困境的依然存在表明这种创新扩散存在局限性，并由此提出了解决地方政府邻避冲突协商治理创新扩散的基本思路。

来自郑州大学的樊红敏教授主要关注县域社会治理效能问题，她通过对县域社会治理水平测量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发现干部能力、党组织能力与县域社会治理水平相关性最显著；法治水平、社会信任和民众认同与县域社会治理水平相关性较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参与、合作水平、政府工具运用与县域社会治理水平相关性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社会治理水平不是直接相关，因此不能用经济发展来替代社会治理，或者认为社会治理水平不高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环境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要着力于社会诚信、民众认同等地方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设。党和政府仍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主体，重视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在当前县域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民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制度的认同和治理绩效的感知上；从目前来看，民众参与和社会组织在县域社会治理中的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参与、社会组织参与以及新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是有效的。

来自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孙发锋教授主要关注社会组织营利化及其治理问题，他提出社会组织营利化的现象主要来源于指导思想偏差、社会监督不力、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审计监督弱化等问题，并指出未来“去营利化”应该以章程为重点，从完善自律机制、建立健全审计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及失信惩戒机制等几个方面入手。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倪咸林副教授主要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再平衡进程中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他结合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特征，吸取传统城镇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弊端，借鉴发达地区乡村复兴实践经验，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既要充分发挥城市治理的经验优势，又要充分挖掘传统乡村的治理特色，还要对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充分运用，进而促进与完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自郑州大学的谢海军教授主要关注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系统性变革的问题，他通过梳理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社会矛盾演变的轨迹和路径及特点，分析中国共产党关于矛盾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揭示中国40年来社会矛盾演变特点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从而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保持社会稳定的经验借鉴。

闭幕式中胡洁人老师作为点评人发表了精彩评论，她提出我们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创新，所以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新时代和创新。在新时代我们要看习总书记三十讲，他对问题的把脉很准确，再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究。要创新的前提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包括制度和理论框架。怎么在现有框架下提出一个新的做法来让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把问题解释的更清楚。这是实务界和理论界结合的重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困境，我们怎么样在推进自治和政府治理之间找到平衡，在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发展同步进行中达到辩证统一。我们的推进受到制度的阻力，人的阻力。如何化解是我们在未来研究中所必须关注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在未来十年会由物质利益的纠纷转向为精神利益的纠纷。就此问题而言我们论坛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要做，也正是因此，我们论坛才更有发展的动力。就此问题而言我们论坛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要做，也正是因此，我们论坛才更有发展的动力。杨雪冬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讲到中国是转型社会，到处都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真的问题以及什么是好的问题。我们要找一些更有代表性的问题再做一些研究，这样才更能有理论上的贡献。此次会议做到了跨界融合，理论界实践界，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学科发展很快但是学科碎片化很快，我们的跨界意识帮助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此次会议使我们理论研究者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是否符合时代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此方面的贡献，那么我们的研究与社会需求会差距越来越大，也会变成我们的自娱自乐。

11月4日上午，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到郑州市金水区社区进行了参访和交流。对金水区供销社社区“以三社联动打造楼组文化和社区营造”、通信社区和未来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以社区党建带动志愿服务与居民自治”，以及“村改居背景下的聂庄社区变迁”进行了实地考察，聆听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关于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和思考，金水区在社区党建、居民参与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的方面探索获得了与会专家的肯定和称赞。

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由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发起，通过广泛吸纳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力量，就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充分对话和讨论，进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届论坛在高校、学术机构、党政机关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烈的关注。